今天早上我出去买了件衬衫。这也没什么稀奇的,在全世界,每天可能会有两千万人购买衬衫。但值得一提的是,和这两千万购买衬衫的人一样,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要去购买。尽管按当今的科技标准而言,这件小小的
如果让一个人来全权负责向全世界的人提供衬衫的所有工作流程,那么这项任务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可以相当于一个将军统领一场战争。试想,一位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对衬衫的需求》的报告,尽管对报告的内容战战兢兢,毫无把握,但他却可以很快地就此成立一个总统任务团队。于是,联合国便组织开展关于如何加强衬衫制造业的国际合作的会议,随后,各国将对于应该由联合国还是由美国来管理这项工作的问题争论不休。坎特伯雷(英格兰东南部一座自治市)的教皇与大教主也将广昭天下,号召人们万众一心,以确保能够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主教委员会和各路明星也将不时地提醒我们:人类身上穿着的衬衫是世界人权的体现!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时装店”将向世界缝纫材料短缺的地区空运补给材料。行业专家将被委派到各地,检查、监督衬衫衣领的制作工艺――一件衬衫的衣领要在巴西制作,整件衬衫要在马来西亚完成制作,最后再重新出口至巴西进行销售。更多的专家会提出建议,如果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庸俗款式的生产,那么生产衬衫的总数将大大提高。产量增加最显著的工厂将被授予奖励,而他们的厂长也将光荣地出现在电视采访节目中。积极分子组织将声称,“衬衫”是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产物,并倡导本着性别中立的原则来穿着外套、夹克、短袖衫、长袖衫、巴隆服(菲律宾男子的国服)等等全世界的人穿在腰部以上的各种服饰。各大报纸将有专栏刊登有关优先权与需求的讨论。在众说纷纭的喧嚣声中,我怀疑我还能不能买成这件衬衫。
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在管理。实现这个将成百上千种款式的衬衫提供给成千上万个用户的大型商业运作,根本不存在整体的协作。在印度种植棉花的农民所关心的也仅仅是他的棉花能否卖上高价、购买所有的材料所需的费用和他自己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实现喜人的丰收。德国机器制造公司的经理们也只担心出口订单的问题和他们同供应商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而化学染料的制造商对于我这件衬衫的美丑也决不会问津。诚然,这个整体的运营过程被分解为多个部分,而协作也只存在于各部分内部:像ICI或维耶拉服装公司(coats Viyella)这样的大型企业拥有数千名员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在同一个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工作。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完成制作一件衬衫的整个工作流程中也只是占据了极小的一部分。总体而言,还是无人管理。有时我们也会抱怨,他们的整个工作流程是否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我更换这件衬衫纽扣的频率之高实在有些说不过去)。而真正令人诧异的是,不管怎样,这一流程确实是在顺利地进行。
生活在工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本可以自己外出去寻找食物、衣服、家具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有用的、有趣的、琐碎的、甚至用于救生的生活用品,而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总会有人预见到他们的想法,并体贴入微地为他们准备好一切,他们只需购买即可。对于我们那些徘徊在大草原中寻找乐趣或者在变化无常的天气中耕地播种的祖先而言,这样的未来似乎是天方夜谭,而实现这一切根本不需要统筹的管理更是不可思议。
在东欧和早期受苏联统治的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瓦解之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着普遍的困惑:有哪一个没有全面计划的社会能够走向繁荣呢?大约在苏联解体两年之后,我和一位负责管理圣彼得堡面包生产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进行了攀谈,他说道:“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种体制运行的基本细节。请您告诉我,比如说,谁来管理整个伦敦的面包供应?”这绝不是一个幼稚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无人管理”),就会惊人地发现,这简直难以置信!只有生活在工业化西方的我们才忽视了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
无人管理的原因
那么关于全世界衬衫的生产问题又如何解释呢?这一活动的目的并非一个简单的短语“生产衬衫”能够总结。衬衫的质量、设计、不同的款式、布料的耐用性以及拥有不同品味的人所处的不同地域等,这些都反映出整个流程中的所有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针对这些元素所做出的决定必须代表着在一天中购买衬衫的所有这两千万人的意愿。整个流程中的所有元素与生产衬衫的数量同等重要。但各元素之间并不存在着共同的目标。这也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在早期,当西方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生产煤炭、钢铁和电时(那时的目的无疑是追求产量,而在近几十年才将重点转向消费产品),苏联与之相比能够实现更加迅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规划师更具远见卓识:中山装全面主导了当时消费者的流行款式,正如西方一门心思生产煤炭和钢铁一样。
与飞机中的乘客相比,全世界穿衬衫的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相互影响,他们并不是“所有进入市场求购衬衫的参与者”。就这一点而言,衬衫与其他一些产品有所不同:如果你的发电站在发电的过程中污染了环境,那么这不只是对你而是对所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为了继续运营你的发电站,你很可能会对为其他人造成的影响视而不见。这些情况在现代生活中屡见不鲜,当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直接的相互影响,那么人们通常会为了一己之利而置他人于不顾,从而导致恶性循环。试想:
・每个人都开车上班,于是公交和地铁几乎停运,所以我也只能开车上班,于是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
・内战中,双方都担心对方不能遵守休战协议,所以他们宁愿违背协议主动出击也不会冒险让对方先开火。
・每一辆欲出售的二手汽车质量都无法保障,所以价格颇低,但这样的价位也只能买到质量无法保障的汽车。
・他喝得酩酊大醉,想忘记她的不忠,但她因为他的酗酒而变得更加不忠。
・每个渔民都希望渔场能够重修,但每个人都知道只靠一个人的自我节制根本无济于事,所以,他们仍继续大量捕鱼,最后渔场崩溃了。
・每个公司都希望能够躲过经济大萧条,但为以防不测,他们纷纷减少订单,于是出现了经济大萧条。
相对而言,衬衫就不会受到这种影响。你可能会嘲笑我的品味,但这似乎不会影响你购买和穿着你自己喜欢的衬衫,世界上其他穿衬衫的人也根本不会在意我买什么样的衬衫。
全世界生产的衬衫数量庞大,款式繁多,这正是为什么不能由一个人来全权管理衬衫制造业的重要原因。全世界有六十多亿人口,我们可以想象60亿这个数字的概念:如果把60亿张邮票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周;在60亿天里,你的头发可以从伦敦长到卡萨布兰卡!这一庞大的数字意味着整个衬衫制造业所需要满足的各种需求、款式、品味之多根本不是一个人可以全面理解的,所以又何谈管理。每一个在大型企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如果让一个人负责管理一项复杂的活动,他也不需要做太多的事,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通常会把活动简化并限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苏联的规划师是这样做的:他们建立大规模的公司,比西方任何一家同等公司的规模都大,而目的仅仅是为了免去管理多个小公司的麻烦。
与一个需要管理全世界衬衫生产的人的窘境相比,我们的任务则轻松得多,我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欢的衬衫,而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通常我们在购买衬衫之前,就可以检查衬衫的质量(尽管也会有关于纽扣质量的各种保证)。这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普通人只通过看药的表面确实无法辨别它的药性,所以我们通常不相信自己,而是把主宰我们健康的部分责任交付给了比我们更加专业的人。
庞大的数字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无人管理的系统的神奇特性;很显然,在这种无人管理的系统中,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购买衬衫,但总会有人预见到我对衬衫的需求。我们也许都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与任何人都不同,但在很多方面,我们的行为总是很容易被他人预见。部分原因是由我们的生物群决定的:我们的物质需求通常与同一物种中其他成员的物质需求相同。此外,社会习俗也是原因之一:在我们的社会中,并没有规定强制我们在别人用餐时我们也必须同时用餐,但是我们会发现大家一起用餐会为生活增添许多乐趣。而最终使我们的行为能够被他人预见的正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很多情况下会中规中矩地按章办事。19世纪早期的统计学家一直深信:即便是在众多的人中,自杀这种个人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预见的。而我们的工作、着装、购物、烹饪、旅游等等这些更加常见的行为也显示出了足够的规律性,这就使那些针对我们的行为而展开的生产活动有章可循。如果今天早上我没有买这件衬衫,但几天以后总会有像我这样的人去购买。而正是因为这一点,衬衫制造商才得以生存。
将庞大的数字、巨大的复杂性、不同衬衫买主之间的无关联性以及普通的顾客都有能力评估他们所要购买产品的质量这四点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可以初步回答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全世界的衬衫制造业无人管理是令人欣慰的呢?现代经济学最伟大的智慧、成就之一就是能够在分散的市场交易系统中精确地计算出需要生产的产品总量,而与此同时还要尽量改善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每个人的状况,又不会伤害到其他人。这种效率的定义最初是由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的,现在被称为“帕累托效率”。经济学的成就将会显示市场交易如何以及何时能够证明帕累托效率不是同样地实用,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市场交易的实质性系统根本无法在这些苛刻的条件下立足。但衬衫却为分散的市场交易做了良好的宣传。它也着实提醒了我们,现代生活形式的多样性是在不经意间不断出现的。
(摘自《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4月版,定价:39.00元)